當村口油坊的榨油錘第五次砸下的時候，我看清了陳青河耳後新添的傷疤。這個不能言語的榨油工，總會在霜降那天，把還帶著露水的野山參放在我家窗台，竹篾筐底還壓著曬乾的益母草。

十八歲那年，當赤腳醫生的父親採藥時墜崖，是青河哥背著三十斤的紫雲英，連夜翻過三座山頭請來縣醫院的大夫。手術室的紅燈亮起時，他蹲在走廊上用柴刀削木哨，刨花紛紛落在打著補丁的解放鞋上。這時我才留意到他左手小指缺了半截，斷口處是深褐色的痂

。

「是去年榨菜籽油時傷到的。」他比劃著，突然像是想起什麼，掏出用手帕包著的銅鈴鐺。金屬表面沾著油漬，搖晃起來卻發出如清泉般的脆響——後來我才知曉，這是他拆了祖傳榨油機的軸承改製成的助聽器。

高考錄取通知書到來的第二天，青河哥不見了。我在榨油坊找到了他藏起來的火車票，從雲嶺到省城的車次印著我生日那天的日期。老油坊的木樑上吊著五個鹽水瓶，每個瓶底都壓著一張字條：“今天多榨了二十斤茶油。”

再次相見是在縣立醫院的耳鼻喉科。我摸著纏滿紗布的耳朵，看著他用佈滿繭子的指尖在霧濛濛的窗戶上畫耳朵的形狀。護士說他每天背四籃山貨來賣，卻總是蹲在煎藥房熬三個小時都不願離開的參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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